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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簡帛學與史學研究內容提要我國在20世紀發掘出土的簡帛總數超過20萬枚，所涉時代包括從戰國到魏晉的各個歷史時期。

隨著簡帛研究的日漸拓展，一門新的學科––簡帛學應運而生。

20世紀簡帛學的發展以新中國的成立為界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80年代以後，簡帛學的發展突飛猛進，簡帛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現已成為國際漢學中的一門顯學。

20世紀的簡帛學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簡帛材料的利用已成為研究從戰國到魏晉時期歷史的學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其影響具體表現在證史、補史和開拓歷史研究新領域三個方面。

從1901年尼雅、樓蘭簡的發現算起，簡帛的科學發掘與研究已歷經整整一個世紀。

一百年來，幾代學者篳路藍縷，終於形成了今天蔚為壯觀的簡帛研究隊伍、機構與成果。

簡帛學不僅在中國學術界占有重要地位，在當今國際漢學中也異軍突起，備受矚目。

站在世紀之初的角度，從學術史和學科建設本身的需要來探討簡帛學與史學研究的關繫，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簡帛發現與簡帛學的形成簡帛的發現可以追溯到西漢中期，漢景帝末年魯共王為擴其宮殿而毀孔子宅，獲得與當時不同文字的簡牘，即所謂“古文”寫成的《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數十種書。

這些簡牘被孔子的後裔孔安國得到，孔安國將其中的《尚書》與當時流行本進行比較，指出其中不同之處。

隨後漢代著名學者劉向又對這批簡牘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比較研究。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於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數十車竹簡，是我國古代簡牘的又一次重大發現。

西晉組織當時的著名學者束皙、荀勖、和嶠、傅瓚等進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紀年》在內的各種古書75篇，計16種之多，這就是有名的《汲塚書》。

此後，古代簡帛的發現還有多次。

舉其要者有：晉元康年間所得漢明帝顯節陵中的策文、南齊出土的楚簡、北周發現的居延漢簡、北宋政和年間發現的東漢永初二年的討羌檄書等。

簡帛出土與簡帛研究幾乎同步，孔安國就是所知最早的簡帛學家。

古代學者簡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釋文字，歸納篇目，並將其與當時的文獻相互參照、校訂，其成就與方法值得肯定。

但是由於古代簡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僅限於釋文與年代考證，不僅簡帛本身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而且研究範圍也十分狹窄，其整理研究也無持續性和規範性，因此，那時的簡帛研究還不能說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

二十世紀簡帛發現層出不窮，其總數超過二十萬枚以上，分布地域廣闊，牽涉到的歷史時期從戰國至魏晉。

受近代學科分類與學術獨立發展的影響，這一百年來簡帛的發掘與研究是在一種科學規範的指導下進行的，不僅出土簡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範圍也更加廣泛、明確，作為一門學科的性質愈益突出。

關於這門學科的命名，學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稱為簡牘學，有的稱為簡帛學，有的稱竹簡帛書學，有的稱為木簡學。

筆者以為還是用簡帛學較為可取。

首先這門學科是按照書寫材料的性質來命名的，盡管帛書從數量上來說不能與簡、牘相比擬，但帛書作為同一歷史時期書寫材料的一個重要門類，在學科名稱上就應有所體現。

其次，“簡”與“牘”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書寫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傾向，現代人也是如此。

如居延簡多為木質，但我們仍稱其為居延漢簡，而不稱“居延漢牘”（參見林劍鳴《簡牘概述》）。

漢代的書籍肯定不是完全寫在竹簡上的，但《漢書‧藝文志》或稱“書缺簡脫”，或將“竹帛”連稱，顯然是用“簡”概括了“牘”，而將“帛”作為與“簡”並稱的一種書寫材料。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可將簡、牘二字連用，隻不過用簡帛學來規範這門學科的名稱似更簡潔、明快。

簡帛的發現並不意味著簡帛學的形成。

二十世紀簡帛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歷史階段，前後各約五十年。

由於近代簡帛的發現是與外國探險家的所謂“探險”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早期發現的簡帛很多流往國外，簡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國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馬伯樂、孔拉第等。

他們的主要成就是對簡牘發掘和整理，時間大約從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

從羅振玉、王國維所著《流沙墜簡》開始，至1949年，國內也有一批學者從事簡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還有勞干、馬衡、向達、賀昌群、餘遜、黃文弼、陳般、夏 等。

他們揭開了我國學者獨立科學發掘、研究簡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頗為豐富，內容涉及敦煌、居延、羅布淖爾和樓蘭尼雅漢晉簡牘。

但由於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動蕩與外敵入侵，整個學術環境十分惡劣，嚴重影響了學術界的研究進程，簡帛學的發展也不例外。

新中國成立以後，簡帛研究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不僅出土簡帛數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簡帛也得到新的整理。

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後，研究隊伍與機構擴大，研究水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五十年裡，老一代學者繼續耕耘，新一代學者成長壯大。

臺灣地區學者與國外學者也給予簡帛學極大關注，簡帛學迅速崛起，成為國際漢學中的一門顯學。

通過兩個時期國內外幾代學者的勤奮努力，二十世紀簡帛學的學科建設獲得了長足進步。

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簡帛發掘繫統、科學。

二十世紀的簡帛發掘，特別是二三十年代以後，已經擯棄了“挖寶”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現代田野考古學的理論進行科學發掘。

解放以後，各級文物部門對包括簡帛在內的古代文物保護統籌安排，繫統發掘，不僅有了科學的發掘報告，而且做到了有計劃、分步驟的考察與發掘。

科學發掘無疑是簡帛學學科建設的前提。

第二，簡帛保護、整理方法科學、合理。

科學家們研究掌握了一套針對不同質地的簡帛而采取的不同脫水、復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學識、經驗來釋讀簡帛文字外，還利用遠紅外線技術來輔助釋讀，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簡帛制度研究成績斐然。

簡帛作為記載幾個世紀歷史與文化的載體，無論在材料運用與書寫方式、形式與稱呼、編聯長短、題記與符號等若干問題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規範。

學者們經過長期努力，已經揭開了其中的許多奧秘。

第四，簡帛整理著作碩果累累。

二十世紀簡帛學的重要進展之一是老的簡帛整理著作不斷得到修訂，新出土的簡帛整理著作又不斷問世，出版周期縮短，科學性增強。

簡帛學與歷史研究簡帛的發掘、保護、整理、釋文、分類、復原，是簡帛學的重要內容，但僅有這些還不足以構成簡帛學。

筆者認為，簡帛學是一門通過對地下發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簡牘帛書的繫統研究來補充、修正傳統文獻所記載史實的科學。

隻要從學術史的角度對二十世紀簡帛學與歷史研究的關繫作一鳥瞰式的回顧，就能清楚地看出簡帛學對歷史研究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二十世紀首先整理簡帛材料的雖然不是中國學者，但首先運用於歷史研究並取得重要成就的卻是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他們在尚未見到實物的情況下於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墜簡》一書。

此書對敦煌漢簡中的文書作了重新分類，對沙畹的釋文進行新的考訂。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結合傳統文獻，寫出了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

內容涉及漢代邊郡的組織繫統、屯戍狀況、烽燧制度、歷史地理等等。

盡管他們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並不完全正確，但其成就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羅、王二人開創的新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使簡帛研究從一開始就沿著一條正確道路前進，其意義極為深遠。

自此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簡帛研究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其中勞干對居延漢簡的研究成就卓著。

他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出版並發表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補證》等一批有分量的簡帛論著。

其間重要論著還有賀昌群的《流沙墜簡校補》、《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邦福的《漢魏木簡義證》，馬衡的《漢兵物簿記略》，傅振倫的《道院簡牘說》、《漢武年號延和說》，陳般的《漢簡遺簡偶述》、《漢簡遺簡偶述續稿》，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嚴耕望的《西漢郡縣屬吏考》及補證，夏 的《新獲之敦煌漢簡》及考證論文等。

這些論著對漢魏政治制度、經濟生活、社會文化、歷史地理等各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極大地擴展了漢魏歷史研究的內容。

二十世紀後半期，不僅老的簡帛材料獲得重新整理，新的簡帛材料也在不斷出現，運用簡帛資料進行歷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成就也更卓著。

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證史。

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證商周史一樣，簡帛對於證實戰國秦漢魏晉史同樣意義重大。

如陳直的《史記新證》、《漢書新證》，就是運用簡帛、石刻、銅器、陶器銘文印證司馬遷、班固之記載的真實性與否，取得了較以往單純以文獻證文獻的訓詁方法所無法比擬的成就。

歷史上許多有疑義的問題，由於簡帛資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

如秦漢之際的楚爵問題，文獻上雖有記載但語焉不詳，江陵漢簡《奏讞書》的公布確證了楚爵制在秦漢之際的確實行過。

還有許多先秦古籍，其流傳情況如何？是否是後人偽造？單從文獻上爭論不清。

出土簡帛廓清了諸多迷霧。

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武威漢簡中的《儀禮》，臨沂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縣漢簡中的《論語》、《儒家者言》等，阜陽雙古堆漢墓中的《蒼頡篇》、《詩經》、《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簡中的《老子》三種，《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等，對證實、辨偽、輯佚、校定典籍意義重大。

第二，補史。

簡帛在補充戰國秦漢魏晉史史料之不足上發揮重要作用。

例如關於秦漢邊郡的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西北簡提供了文獻所無法比擬的材料。

勞干、陳直、陳夢家等學者的研究揭示了邊郡行政組織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繫統、屯田、烽燧、戍卒等問題的基本情況，特別是陳夢家的《漢簡綴述》一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而尹灣漢簡則又提供了漢帝國內郡的行政、軍事組織的基本情況，二者相互參照，可以對漢代政治結構有更清楚的了解。

又如文書制度和職官制度，過去隻能依據文獻進行研究，所知有限。

簡帛提供了包括詔書在內的各級上行、下行、平行文書，提供了為文獻所少載、缺載的各級低級行政吏員官名。

正因為此，關於漢代的文書研究纔成為可能，漢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纔可能出現新的生機。

簡帛為法制史研究補充了極為重要的材料。

以秦漢為例，文獻所載法律內容較為簡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殘暴外，具體條文所知甚少；漢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據漢初實際，對黃老政治、施德緩刑的推行有疑義，但亦缺乏證據。

歷代學者對秦漢律的研究，如程樹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從文獻到文獻。

雲夢秦簡、張家山漢簡、西北簡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於描述性的語言，也證明了漢初法律更多直接繼承秦律的歷史事實，認識到漢初法律的“寬松”是有限的，而對秦漢法律程序、名詞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體案例佐證。

第三，簡帛材料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

漢代公文文書研究是目前秦漢史研究中的前沿課題之一，這一課題的形成可以說是簡帛材料出土之後的事。

關於漢代郵傳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視，簡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形成，隨著懸泉置漢簡的公布，研究將更加深入。

其它如日書研究、邊郡地區社會生活與文化研究、漢代不同地區的經濟與物價比較研究等也因簡帛材料的出現而出現。

在古醫學、科技史、古文字等領域中，簡帛所帶來的新課題同樣不勝枚舉。

歷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往往同材料與方法的運用密切相關。

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開的，新材料能激發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當然也包括舊材料）得到更高層次上的解釋。

就戰國秦漢魏晉史的研究來說，可以作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簡帛的出土，豐富了史料的內容，使這段歷史的研究視野大大拓寬，整體水平提高。

但必須看到，二十世紀簡帛學所取得的成就，又與二十世紀史學理論、方法的發展與進步不可分離。

特別是唯物史觀的方法被中國史學家接受以後，不僅給簡帛學帶來了新的生機，使簡帛資料不再局限於一般史實考證的層面上，也使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的結合得到更深層次的檢驗與佐證。

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後，史學方法的多樣化，史學研究角度的多樣化，為簡帛材料的運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我們深信，對簡帛材料深層次的挖掘與利用，將隨著史學家對客觀歷史認識的深化而不斷深化，也將隨著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而愈益顯得豐富多彩。

對簡帛學發展的幾點思考首先，研究戰國秦漢魏晉史不可能離開簡帛學，但要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必須建立在對二者有充分認識與了解的基礎之上。

二十世紀在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學者大體都如此。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科學運用簡帛材料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

任何根據簡帛材料來研究新課題或深化老課題的學者，必須建立在對簡帛材料、文獻材料、學術史幾個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棄或不重視簡帛材料顯然是錯誤的，但在沒有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將所有簡帛材料都視為新材料，對本來文獻材料已經有的東西或不了解，或視而不見，或沒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導致研究過程中出現盲人摸像、舍近求遠的情況。

從實際情況看，即使在局部問題上，簡帛材料也還不能完全替代傳統文獻材料，至於改寫或重寫既往歷史，徹底推翻前人觀點的地方也不可能俯拾皆是。

其次，在歷史學的研究層次上，簡帛屬於基礎史料的範疇，其材料的零散性決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證史與補史，要使簡帛史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功能，還應充分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特別是要與一定的歷史理論、方法相結合。

沒有一定的科學理論、方法，就無法有效地駕馭、分析史料。

因此史學工作者在運用簡帛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還應注重根據本學科的具體情況，掌握理論工具，提出新課題，開拓新領域，使簡帛材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作用。

最後，要加強簡帛學自身的建設。

由於材料的分散、資金缺乏與資料保護主義等原因，史學家真正能夠看到實物的並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決，這都會影響簡帛學的研究進展。

我們還注意到，對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性質簡帛的類型、風格的科學區分，對冊書復原、文書分類、文字釋讀等專業問題的規律性研究還不夠，至於索引、詞典等基本工具書的編撰也很少；國內在培養簡帛學人纔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後於國外；兼通簡帛學與歷史學的復合型人纔也並不多，這些都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

簡帛學是繼甲骨學敦煌學之後新興顯學隨著我國簡帛出土層出不窮，如今以研究簡帛爲主要內容的簡帛學風靡世界，成爲繼甲骨學和敦煌學之後又一新興國際顯學。

殷墟甲骨、戰國至魏晉簡牘帛書、敦煌石室紙文書、明清故宮檔案被中外史學界稱爲２０世紀最重大的中國古代史研究４大發現。

其中，以研究甲骨文和敦煌石室紙文書爲宗旨的甲骨學和敦煌學研究很早就聞名全球，成爲國際顯學。

國際顯學是指不僅在中國學術界有重大影響，而且在全世界有重大影響的學科。

由於殷墟甲骨和敦煌石室紙文書的發現震驚全世界，因此甲骨學和敦煌學便成爲國際顯學。

如今，隨著簡帛的不斷發現和影響日益擴大，簡帛學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關注，並逐漸成爲新興顯學。

據文獻記載，用絹帛、竹、木簡做載體，使用毛筆在上面寫字，是與甲骨文同時開始的，但沒有實物發現，只是記載而已。

從目前所發現的歷史遺存上看，用毛筆在竹木簡牘上寫字最早應在戰國早期。

而用毛筆在絹帛上書寫文字，至遲也在周代。

從近代考古所獲取的實物來看，甲骨發現於１８９９年，簡帛發現於１９０１年，兩大發現相差３年。

殷墟甲骨只有１０多萬片，而簡牘則多達２４萬枚。

我國著名漢簡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謝桂華認爲，由於甲骨文是占卜用的，使用範圍有限，即使今後繼續發現，數量也不會很多；敦煌石室紙文書也僅限於藏經洞中，被盜掘一空；明清故宮檔案也有減無增，故中國古代史研究４大發現中別的發現都很難增加，只有簡帛發現潛力很大。

因此，簡帛學最有生命力。

參考資料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40/class001800010/hwz200179.htm還有http://westking.com/xhNews/20031207/WestKing_1641_20031207120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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